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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数据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其流动性与交互性在发展自我人格的同时也在建构社会，个人数据权利与社会数据利益往往交织在一起。

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存在以来，除了获得很多认可之外，也一直有人批评其判例，并指责其超越权限——不仅是对具体裁判的不可避免的批评，还有对基本原则性和核心的宪法教义的延伸性、创造性解释的指责。如果您被允许陪同R法官参与审议，您不会认为这八个人正在按照他们最喜欢的方式讨论，而是，他们正在根据普遍的法律解释方法，努力将宪法要求正确地具体化，尤其在努力维持法院介入权的边界。

根据难度等级不同，在分庭的案件中也能为投票写出非常详细的理由。几乎每个星期，在媒体上都能看到联邦宪法法院对案件事实所做的裁判。当讨论联邦宪法法院的运行方式对德国民主的运行而言意味着什么时，我会再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牛蛙会一直自我膨胀，直到爆炸。对于学生来说，法院能认定警察在反蓖麻示威中逮捕学生是不合法的。

2013年宪法诉愿占审理诉讼程序的份额（计算两位小数点）因此是97.69%。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普遍存在，尤其是面对听证申诉的法律应急手段。关键词:  宪法 一般法 自然法 根本法 双重优位性 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关系是各国宪法研究的焦点。

[10]参见[美]梯利著：《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69页。美国宪法并没有发挥出优于一般法的形式优位性，而是藉助自然法、普通法的相关原理予以论证。[80]基于对绝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思，法的二元论和美国那种形式和实质并重的宪法优位思想为二战后的欧陆国家所遵承，进而影响其他法治后进国家。宪法的刚性修改程序是宪法区分于一般法的显著标志。

[70]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单独组成国民议会，声明立法权不可分。在我国宪法研究中，主流见解是将宪法和其他法律表述为宪法和部门法，并在辩剖宪法和部门法关系命题的基础上对何谓宪法进行定义。

3.制宪权和立法权的严格区分 由于制宪权和宪定权的区分，美国宪法并没有确立立法主权，而是赋予高级法或根本法全新的有效性，即源于主权人民制定的法规的有效性。1787年美国宪法在通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具备最高法的实效性，直到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才最终确立了宪法是实证法秩序的最高一般法。physei dikaion/nomos是与宪法/一般法相埒的表达。作为高级法或根本法实证化定在的宪法是立法的正当性来源：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体现了人民意志的最高实证法律，具有至上性、根本性、稳定性和确定性。

随着立宪主义的兴起，更高的法和基于制宪权的宪法相结合，逐渐实证化为优于一般法的最高成文法律。[85]1998年《人权法案》规定议会的初级立法或次级立法不得与公约权利相抵触。politeia并没有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法律的含义，而是作为指涉不同统治类型和政治结构的宪制。今年是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在环球视野与中国问题双重变奏下溯源宪法和一般法关系命题的观念脉络与当代表达，亦有助于在激荡的历史时期形成宪法共识。

宪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命题可以诠释为：从形式意义的角度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宪法是一个规范性命题，并非只是对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具有和一般法相似的规范力（normative force），即制定法的形式法律力。从观念史来看，宪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命题并非先验给定，而深深镶嵌在历史文化中。

[9]参见[德]海因里希·罗门著：《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页。[16]阿奎那认为，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其标准就是确保人定法符合自然法的理性。

可以说，现行宪法已经以国家根本法和最高法的方式规定了社会主义法秩序的基本价值，立法者必须通过法律具体化宪法的价值决定。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了一波被称为普通法立宪主义的浪潮。宪法团的任何构成部分在其实施中均具有同等价值，议会立法不仅受到形式意义上的最高成文法律（即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限制，还受到实质意义上充当最高法的其他宪法价值体系的限制。摘要:  宪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命题涉及宪法与立法者制定的一般规范的关系构造，如何理解宪法、是否以及如何限制形式法律对一般规范的创造为二者关系命题的核心。原则上，议会立法型国家的成文宪法必须限于组织性和程序性的规定，因为只有普通立法机关保留法制定的实质垄断权。[75]参见[法]法布里斯·乌尔克比著：《法律合宪性审查的产生与司法权的虚弱性》，王建学译，载[法]费迪南德·梅兰-苏克拉马尼昂、韩大元主编：《中国与法国的合宪性审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西塞罗致力于用理性来限制意志，在西塞罗看来，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契合的正确理性，故可直接诉诸正确理性来反对成文法（lex scripta）。尽管现代宪法理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但由于恪守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破除君权绝对主义后的法国并没有确立优于一般法的根本法理念。

[13]从法体系的角度看，古罗马不但区分了市民法（ius civile）和适用于所有共同体的、与所有人类相关的万民法（ius gentium），也区分了符合自然法的法规范（lex）和实证的、基于提案的法律（rogatio）。[80]这种宪法是语义宪法。

最后，根本法的内容确定性还在于根本法不是伦理规范或道德约束。实质面向体现为一种意义联结关系，包括规范内容确定和法律体系的评价统一，立法者的规范创制活动必须始终受到我国现行宪法基本价值秩序的限制。

[14]Vgl. Behrends, Der Vertragsgedanke im r?mischen Gesetzesbegriff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in:Behrends/Starck (Hrsg.), Gesetz und Vertrag I, 2004, S.43 ff. [15]See John Maurice Kelly, A Short History of Western Legal Theory, Clarendon Press, p.103. [16]See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63-364. [17]参见[德]考夫曼、哈斯默尔著：《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2页。（一）英式命题：根本法优位和议会至上的张力 历史上的英国法分为成文法（lex scripta）和不成文法（lex non scripta）：成文法是以书面形式制定与颁布的法律。一方面表明宪法和一般法存在异质性领域，不能将二者等同视之。[51]立法权是在严格区分制宪权和宪定权的基础上予以制度化的。

阿奎那区分了不合法律性（illegality）与不合法性（illegitimacy），指出法律旨在于共同体的共同善，与自然法相悖的法律是一种恶法。也就是说，议会通过诉诸根本法（即由一套古老的习俗构成的根本宪法）可有效证明议会所享有的主权包含在古老的法或宪法之中。

根本法除包含法、自然法的内容外，还涵盖规定并赋予政治共同体和法秩序之正当性的内容。美国的成文宪法确认并限制了最高主权，立法机关作为宪定性机关，不享有等置于人民主权的立法主权，其权力和权威皆源于宪法。

[24]若从宪法是一国最高法和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角度看，自然法（法）与人定法（法律）的关系命题则体现为宪法优位以及宪法同立法者所创制的一般规范的关系构造。[55]立法型国家只有制宪权和宪定权的名义区分，实践中不存在立法权受制于制宪权和宪法的前提预设，宪法是处于法秩序之外的政治规约或政治道德，对立法并无实质的拘束效力。

议会制定法的违宪只存在于不成文法维度，指议会制定法违背了由古老习俗构成的根本宪法、普通法的权利与理性、自然法所包含的自然正义与自然权利等。基于规范逻辑主义的宪法形式规范力和基于价值、利益或文化之体系的宪法实质规范力，在二战后各国的宪法体系中被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制宪权和宪定权（立法权）的区分、以宪法为起点的授权体系和法律位阶结构的设置而确保了一般法的形式合宪性（形式规范力），另一方面通过宪法所凝练的价值体系特别是藉助基本权利对所有法秩序的放射性效力而确保一般法的实质合宪性（实质规范力）。综上，自然法理论有关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区分形成了法与法律的二元观念：自然法是法上之法，即自然法是先于、独立于且位于人定法（法律）之上的法（正义、理性等），而人定法作为实证法是位于自然法下之法律。[31]此见解强调普通法是先于议会法案的更高的法，议会至上是法之下的至上。

其次，与英国的诉古不同的是，美国的根本法的确立遵循两项原则：同意和基于惯例、时效而获得规定性。议会至上包含一种位阶性的权力结构：在表示和执行国家意志的诸权力当中，立法权被赋予最高的支配性地位，即立法权表征国家意志、法律意志等同于人民意志。

[84]See John Bell, French Constitutional Law, Clarendon Press, 1992, p.9. [85]See T. R. S. Allan, Constitutional Dialogue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2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63, 563-584(2003); Thomas Poole, Questioning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 25 Legal Study 142, 142-163(2005). [86]Thoburn v Sunderland City Council [2003] QB 151[62]. [87]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宪法对普通部门法的外部观察。在索伯恩诉桑德市案（Thoburn v. Sunderland City Council）中，法官就指出普通法应该承认不同的议会法案存在位阶秩序，即议会法案存在宪法性制定法（constitutional statutes）与一般性制定法（ordinary statutes）的区分，宪法性制定法高于一般性制定法，宪法性制定法不能被一般性制定法废止。

[39]以自然法为基础的论证乃是数世纪宪法传统的一部分，它预设了习惯宪法（customary constitution）和自然法的和协统一，虽然美国根本法很多元素源自英国的普通法，根本法和普通法存在实质性交叠，但根本法仍构成一个在概念上特定的原则与习惯实体，美国的根本法融合了自然法、普通法、习惯宪法、社会契约的内容，其可在任何领域内赋予整个共同体在宪法问题上一种合理的解释声音。[33]边沁强调，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并不依附于特定的价值，而是由主权者所创造或采纳的一种用以宣示主权者意志的诸符号的组合。